永嘉农民创出“超市模式” 年销售三百亿

2月5日，该县也曾召集全国各地的30多位永嘉籍超市巨头，召开类似会议。在不到2个月时间里，2次召开研讨会，永嘉县整合、提升该县农民创出的“超市模式”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据永嘉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部长许瓯介绍，永嘉县花坦乡廊一村村民朱清众1998年在瑞安梅头开出永嘉人的第一家超市后，目前该县花坦乡、枫林镇、大若岩镇等地的农民，已在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和福建等地开出10000多家超市，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永嘉农民放下锄头进城后，在全国开创了具有浓厚永嘉区域特色的“超市模式”。
　　记者了解到，永嘉人开创的“超市模式”，具有超市总体数量多，地域分布广，品牌多而乱，经营灵活，超市规模从几百平方米到25000平方米不等，以及股东多、缺乏比较统一的标准、融资几乎全部依靠民间借贷等特点。因此，如何整合、提升这些分布全国各地的“永嘉超市”，成为此次“超市经济专题研讨会”的重要议程。
　　必须做好“联”字文章
　　许瓯表示，“永嘉超市”必须做好“联”字文章，筹建采购联盟、文化联盟、培训联盟和网络联盟，按照打造“中国超市第一县”这一条主线，做好建立中国超市网、编辑《超市经济研究》刊物这两项重点工作，构建相关的研究中心、网络中心、采购中心这三大中心。
　　应邀参加研讨会的美国国际消费品安全协会主席林光建议，应由永嘉各超市巨头集资，成立集团公司，组建“永嘉超市”的采购联盟，并在运作成型后在资本市场上市。林光认为，“永嘉超市”除了整合现有的品牌、人才等资源，还应该整合超市、地产、融资等资源，以把永嘉的“超市模式”做得更强、更大、更有核心竞争力。
　　研讨会上，上海鹏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千猛、世纪华联超市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久强、杭州嘉百乐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定有等30多位永嘉籍超市巨头，联合发表了《打造“中国超市第一县”》倡议书。
　　温州经济研究所超市研究中心永嘉办事处，当天授牌成立。

信贷结构严重失衡聚积高风险

据披露,上海广电集团旗下的上广电深陷亏损泥潭,牵涉沪上至少8家银行的大额贷款安全。银团贷款本来是指望减少风险,现在却是把许多银行捆绑在一起了,说明了保增长下的金融系统风险不容小觑。 　　央行和银监会3月23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信贷结构调整的十条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要优先保证手续齐全、符合项目开工和建设条件的中央投资项目所需配套信贷资金及时落实到位,并通过创新融资形式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切实做好对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融资支持力度。 这十条意见是为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提出的。但在“保八”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的历史问题不排除会在这期间显山露水,从而形成连锁反应。像上广电这样的历史问题,为何选择现在曝光？不排除有搭便车嫌疑——借着“保八”的东风,把这笔坏账给免了。 　　在国家实施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的银行业贷款出现大幅增加。这样的信贷狂飙为我国的投资需求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但是,从结构上来看,一、二月份票据融资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例分别达到了38.5%和45.5%;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为32.3%和34.4%;企业短期贷款占比为21%和14.8%;居民贷款占比仅为7.5%和4.1%。而另一方面,银行却不愿贷款给中小企业。以北京为例,83%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商户依靠亲友和民间借贷来解决流动性不足。我国银行业在放贷结构上的严重失衡,给银行自身的发展带来了风险,也给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带来挑战。 　　而据中国银行家协会最新收集的数据,在目前全国19家主要银行中,5000万元以上的大客户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约60%。按市场通常的标准,大客户贷款占比高达60%,就意味着银行业存在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风险。这无疑大大限制了金融对微观企业和整体宏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中国经济的奇迹私有制

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可信性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早的牺牲品之一。随着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倒闭，全世界的权威评论家一窝蜂地唱衰美国经济理念——有限政府、最小限度的监管和对信贷的自由市场分配等。在考虑以何种模式取代没落的美国模式时，有些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在中国，市场受到严格的监管，而金融机构则由国家控制。在经历了华尔街的溃败后，焦躁不安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撰文指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看起来越来越有吸引力了。”《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为基于孔子思想的“新干预主义”在全球的出现而高声欢呼；伊格内修斯引用理查德•尼克松间接称颂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话说：“现在我们都中国化了。”
但是，在宣布新的中国世纪的曙光到来之前，全球的领导人和高管们需要好好再想一想，中国活力的源泉到底是什么。说到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获得广泛认可的看法——那是专家治国论的胜利，共产党依靠国家控制的企业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从各个重要方面来讲都错了。这种标准的看法认为，企业家精神、私有财产权、金融自由化和政治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但是，基于对中国政府的调查数据和中央及地方政府文件的详细分析，我的研究结论是，财产权和私营企业是高速增长和贫困水平降低最主要的激励因素。
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文章，认为渐进主义是中国成功地从马克思主义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关键因素；许多文章称赞北京摒弃了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采用更加务实的方法，创建了良好的商业环境，让私营企业有机地发展。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在上世纪80年代首先进行小范围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由度和市场导向水平逐渐提高，并在90年代后期积蓄了发展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和私营企业的早期地方性试验，催生了乡镇企业最初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些早期的收获——而并非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90年代的城市化——为中国奇迹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尽管有许多专家将中国宏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利用外国资金建设的崭新工厂与印度破败不堪的公路和微不足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进行比较，但这种观点夸大了公共开支和外国投资对中国发展的贡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前，这两种因素在中国的影响力所占比重都不大——它们的出现比80年代宽松的金融控制和最初的乡镇企业发展大潮要晚得多。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比90年代快得多，并且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益：贫困人口下降，贫富差距缩小，而且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衡量从经济发展中人均获益的指标——显著上升。从1978年到1988年，生活水平低于中国贫困线的农村人口减少了1.5亿以上。而在90年代，尽管GDP几乎都达到了两位数增长，并且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贫困人口数量却只下降了6,000万。此外，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程度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
换句话说，企业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它不仅带来了增长，而且还对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进行了广泛的分配。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既充满活力，又符合社会道德。
西方媒体总爱把像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称颂为生机勃勃的发展中心。而中国的农村地区，即使被提到，也通常被形容为贫困的穷乡僻壤。但是，只要对经济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对中国现代化城市高楼大厦的这些令人震撼的描述完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中国的农村才具有最大的经济活力，而政府的强势干预已经窒息了中心城市的企业家精神和所有权。
后一种观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事实上大部分都可以被描述为两个中国的斗争：由市场推动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与由国家主导的城市之间的斗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农村占据优势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企业式的、独立于政治的，并且是充满竞争活力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城市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朝着依赖于政治和国家集权的方向发展。
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象征，其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外国奢侈品商店和全国最高的人均GDP使其成为中国的模范城市——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最好例证。事实果真如此吗？采用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成就指标来衡量，上海的发展远不及温州。温州是位于上海南边数百英里以外一个浙江省的城市，这里是企业资本主义的一片乐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使温州闻名于世的仅仅是它那勤劳的农民。当时，在温州的500万居民中，城市人口还不到10%。如今，温州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其数量众多的企业主宰着欧洲的服装市场。而相比之下，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家乐园的上海，如今却很少涌现出本土企业家。
温州的转型几乎完全是靠自由市场政策来实现的。早在1982年，当地官员就开始试行民间借贷、自由利率、存贷款机构的跨地区竞争，以及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等。温州市政府还大力保护私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并从其他诸多方面使城市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本土企业为民生福祉带来了什么变化吗？非常多。按人均GDP计，上海几乎是温州所在的浙江省的两倍（难以获得温州人均GDP的详细数据）。但是，如果衡量家庭收入——一般居民的实际的支出能力——这两个地区的繁荣程度就旗鼓相当了。2006年，一个典型上海居民的家庭收入比一个典型浙江居民的家庭收入高13%，但上海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水平（如政府福利）却几乎是浙江居民的两倍。两地居民的平均劳动收入大体相当。平均来看，上海居民从经营企业中获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从所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则要低34%。这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GDP的统计数据，但并未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如果研究一下浙江省与其北部近邻江苏省的经济状况，这种对比就会更加清晰。这两个省份可以进行近乎完美的比较。它们的地理条件差不多相同：都是沿海省份，江苏位于上海北面，而浙江位于上海南面。它们还拥有相似的企业发展历史：都对解放前上海的实业家和企业家阶层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在改革以后的若干年里，江苏省吸引了外国投资并从公共建设工程开支中受益颇多，而浙江省却不然。这种差异产生了令人吃惊的结果。
20年前，江苏省比浙江省更为富庶，但如今却比浙江穷，在每一项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指标上都落后于浙江。平均来看，浙江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要大大高于其北方邻省的居民，他们居住的房子更大，拥有电话、计算机、彩电、相机或汽车的比例更高。浙江的婴儿死亡率更低，浙江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更长，识字率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远远低于江苏。应该如何解释浙江更胜一筹的繁荣呢？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在江苏，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歧视本地企业而青睐外国资本；而浙江的官员则让本土企业家拥有自由支配权，允许他们构建更大、更富有活力的本地供应链。
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难解之处并不是其经济如何发展，而是西方专家为何对其发展历程的理解错误百出。一个原因是，这些外来旁观者误解了构成中国经济体系最基本的元素之一——乡镇企业——的性质。一些西方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将乡镇企业称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创新意义的混合体，在政府的控制下实现了高速增长——的资本主义象征。例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就称赞乡镇企业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时最常见的问题——私人投资者的资产剥离——提供了具有独创性的解决方案1他认为，这些企业既具有公有制的形式，可以避免被掠夺，同时又能实现私营企业的高效率。
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常常认为乡镇企业归乡镇政府所有。就在2005年，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乡镇企业“与经济学中的标准企业很少有相似之处” 2。但有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国务院1984年3月1日发布的一份政策性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到了乡镇企业的名称。该文件将它们定义为“由乡镇主办的企业、由农民组成的联合企业、其他联合企业和个体企业。”“由乡镇主办的企业”一词指的是归乡镇所有并管理的集体企业。该政策文件中提到的所有其他企业均为私营企业：个人所有的企业或有多个股东的较大型企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中的标准企业”。官方对“乡镇企业”一词的使用具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它一直是既包括私营企业，也包括政府主办的企业。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他们认定该名称涉及到所有制。但中国官方却从地理含义上去理解它——位于乡镇的企业。中国农业部的记录证明，私人拥有并管理的企业实体在乡镇企业中占绝大部分。在1985年到2002年期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数量于1986年达到顶峰，为173万家，而私营企业的数量却迅猛增长，从大约1050万家增加到超过2,000万家。换句话说，在改革时期，乡镇企业数量的增长完全归功于私营企业。到1990年，在改革的头10年中，此类私营企业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占到了乡镇企业雇用劳动力总数的50%，而税后利润则占到了58%。
对中国发展的真正源泉的思想混乱也搅乱了外国人对中国企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理解认知。人们常说，中国为全球竞争带来了新的企业模式，国家所有制与明智的运用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相结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源泉。计算机制造商联想公司就经常被赞颂为中国非传统商业环境中的一个杰作。
但是，联想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其早期便在香港注册并在香港募集资本的能力，而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1984年，联想公司从中国科学院获得了第一笔启动资金，但其后所有重大投资的资金均来自于香港3。1988年，该公司从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技术公司获得了90万港币（11.6万美元）的投资，成立了合资公司，使联想能够将香港作为其法定的公司所在地。1993年，香港联想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上市，集资1,200万美元。联想公司是香港基于市场的金融与法律体系的成功故事，而并非中国由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的成功案例。
当中国在汲取华尔街崩溃的教训，并准备应对全球经济低迷之时，它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去接受它已经发现了比自由市场更高效的发展模式的说法。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经验其实非常传统——基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金融。中国的经验为全世界提供了非常及时的提示：旨在鼓励这些力量发展的改革的确奏效。

英镑霸权 纸币如何变"硬"

在不列颠人先后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俄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之后，英镑成为第一个称霸世界的货币。
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律认为，一个国家，它的综合国力到了一定程度，它也必须让自己的货币体现自己的实力。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金融系主任王长江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发展实际上是有利于国家的金融制度的不断修改相关的法案。
在刚刚结束的G20领导人峰会的闭幕记者会上，芮成钢向东道国英国的首相布朗提问，会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建议成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来代替美元，本次峰会上，是否讨论了这一建议？布朗说，由于没有具体提案，本次峰会讨论并没有具体讨论这一话题。
其实在人类数千年的货币史上，使用范围最广、历史最长的货币是黄金(199,-4.62,-2.27%)，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超主权货币，但直到近代史上大英帝国崛起，由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的代表英国国家权利的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通用，人类史上第一只主权性质的国际储备货币诞生了，此后美元、西德马克、日元以及欧元，为了争夺更多经济话语权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货币之战。这些主权货币，为什么成为全球硬通货，它们成功的路径是什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它们的衰败？从今天起，我们将用一周的时间，分别讲述英镑、美元、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发展简史，一起回顾我们曾经经历，并且现在还在持续的货币战争。
今天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英镑的兴衰。
英镑如何成为第一个称霸世界的货币？
1609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随后，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了，大约比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早一百年，主要功能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荷兰的经济。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荷兰成为当时的世界海上霸主。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世界经济体系，荷兰盾也没有搭上荷兰称霸的顺风车。在不列颠人先后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俄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之后，英镑成为第一个称霸世界的货币。这段历史首先要从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开始。
17世纪的欧洲，战争成为所有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每一个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其他国家的战争威胁，而军队的建设和战争的军费开支，都必须从民间筹得。而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需要几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则需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开支就要达到上亿英镑。当时最繁荣的国家都无法靠平时正常的收入来应付这一时期的战争开支，于是国家便开始借款打仗了。
中国英国史学会常务理事陈祖洲：“在这之前国王是可以随意借贷的，你有钱我跟你借，你不借也不行，我借的时候可能讲好三年还的，我三年到那时候我就可以不还，那甚至你跟他讲好不收利率的，随意可以更改。”
如何筹到战争款项成为了英国王室最头疼的问题。在这个时候，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将国王詹姆士二世废绌。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议会决定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夫妇共同为英国国王，因为这场革命未发一枪、没有流血，后人称之为“光荣革命”。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国王由议会决定产生，意味着君权从“神授”变成了“民授”，它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英国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的王权性质。从1688年起，英国正式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并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从此，国王借了国民的钱也必须归还。
陈祖洲：“在光荣革命这个解决方案当中，它也一个权力法案，对这个做了明确的规定，你国王不能随意侵犯国民的这个财产。”
“光荣革命”后的第二年，英国就卷入了同法国长达百年的战争中，而所有英国有钱人，都不能不关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尽管当时伦敦的民间借贷非常活跃，但他们仍然不愿意贷款给王室，因为有两点担心：一是王室赖账不还，二是王室打了败仗，自己将血本无归。以至于开战时的1689年，英国王室只筹集到了很少的一笔钱。由于法律规定国王不能赖账之后，一个为战争筹款的机构应运而生。
陈祖洲：“在1694年，当时伦敦有1286个商人，他们以股份制的形式，贷给国王一笔钱，当时的利息了是8%，那么这个就促使了英格兰银行的诞生。”
在短短的11天内，英格兰银行就为政府筹借到120万英镑，极大支持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活动，但为了避免英国王室滥用这笔资金，同时建立起银行的信任体系，英格兰银行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1811年，英国财政部拿着议会刚刚批准的100万英镑军费的批文前往英格兰银行支付，时任审计长格伦威尔发现上面没有盖国王的印张，拒绝支付一笔上上百万英镑的军费。
陈祖洲：“那是什么原因，因为国王当时正在拉肚子，没办法，他生病，没办法盖印，所以尽管政府在正在前线在打仗，很需要这笔钱，但是由于它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在里面，这笔钱当时的审计长格伦威尔并没有付给财政部，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英格兰银行在它建立以后，它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得它能够得到这个信用，取得这种信任。”
正是有了如此严格的法制化银行信用体系，源源不断地民间资金才流入到英格兰银行资助英国进行战争，而一次次胜利又给这些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英国当时的对手法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比英国要强大，为什么英国在战争中总能获胜，就是因为法国财政在筹集军费中遇到了困难，而英国的军费却非常充足。因此当时的欧洲有一句名言：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拥有最后的一块金币。
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律：“英国的对外战争基本都能获胜，人们愿意支持这样一个能够一本万利的战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这个战争，也可以称之为某种意义上的货币战争，但不是那种货币战争，就是通过钱来打胜自己的对手，从而最后获取最大的利益。”
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前，英国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币和金币，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纸币——英镑。但那时的英镑还不能算真正的货币。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松奇：“当时的英镑只是一种纸钞，因为当时这个黄金在流通，它只是记录黄金的单位，本身没有价值，所以有电影百万英镑的故事就是一个英镑的纸币可以印成一百万，它可以换金块，可以换黄金。”
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深奥难懂的书中，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大定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然而这个著名的科学家在12年之后成为了英国皇家铸币局的局长，并工作长达30年之久，1717年，牛顿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3英镑17先令10又二分之一便士。从此英镑按黄金固定了价格，牛顿对金融贡献虽然可能是偶然的，但他提出的金本位制最早雏形对后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英国史学会常务理事陈祖洲：“很多学者讲1816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其实在1717年的时候，英国就有实行金本位制度，它是这样讲的，那从这里面看，至少牛顿在英镑和黄金之间建立这样一个这样的比例关系的话，它对他金本位的实行那肯定是一个促进作用。”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从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来发行纸币。1821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 7.32238克纯金。
金本位的确立，英国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世界货币进入了英镑世纪
1821年，英国正式确立了金本位制，所谓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该制度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货币的含金量。这一制度的典型特点就是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及黄金自由输出和输入：公民可以将持有的纸币按照货币含金量兑换为金币，各国之间不同的金铸币按各自含金量形成固定比较，建立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联系，并允许黄金在国际间自由流动。金本位的确立，加上英国在当时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很快也确立了英镑的霸主地位，世界货币进入了英镑世纪。
经过三次英荷战争，英国最终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法》，《航海法》规定：输入英国及其属国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是输出国的船只。从此，荷兰船只逐渐退出驰骋了近一个世纪的茫茫海域。在打败了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英国人将海上马车夫荷兰也赶下了海上霸主的位置。
有了国内军费源源不断地支持，英国已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强劲力量：连续的征战中，英国建立起一支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它的商业触角已经伸向全世界，1686年时的一个统计表明，当时有近一半的英国船只都在从事美洲或印度贸易，而在1914年一战前夕，英国的海外投资曾高达40亿英镑，占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
大量的商品需求促进了英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产业大国，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率先采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也就是用取消别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别国取消对英国产品的限制。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金融系主任王长江：“当时从全世界来说，当时唯一一个最强的就是它(英国)了，所以从它的实力，它的信用，从它的制度完善上面，它代表一个强国的象征，所以当它这样表示的时候，当一个老百姓拿到一个英镑的时候，那就能够知道它能够代表，因为它有一个信用在那，它能够代表多少黄金，所以所有人对它就是一个信任的。”
英镑走向全球化，不仅是基于世界对英国经济实力强大的信任，更有赖于英国完善的金融制度和法制化的金融监管，1720爆发了史上著名的“蓝海”股票泡沫事件也就成为英国完善金融制度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开端，科学家牛顿也成为蓝海泡沫事件的受害者。
1711年，英国政府为了向南美洲进行贸易扩张，而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南海公司。为了迅速筹集还债资金，英国政府决定把南海公司的股票卖给公众。在政府的默许下，公司管理层为南海公司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也唤起了英国人超乎寻常的狂热。从1720年3月到9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举从每股330英镑涨到了1050英镑，此时股票市值，相当于整个欧洲的货币流通量的五倍，连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牛顿也禁不住购买了蓝海公司股票，当年作为皇家铸币局局长的牛顿年薪为2000英镑，这笔钱能够建造4个格林威治天文台，然而随着蓝海股票泡沫破裂，牛顿损失超过2万英镑，事后，他不无伤感地写道：我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规律，但我却无法计算出股票市场的变化趋势。之后英国用了100年的时间来不断完善货币发行、监管制度。
王长江：“最终影响政府出台了一个反泡沫法，这个实际上是一百年英国政府在思考，思考什么，怎么样完善一个制度，所以通过一个货币英镑制度，那么英镑这么一个货币制度实际上是不断的完善英国的金融制度，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货币发展实际上是有利于国家的金融制度的不断修改相关的法案。”
1844年，英国颁布了《英格兰银行条例》，英格兰银行成为唯一能够发行英镑的银行，1872年，英格兰银行开始为其他银行在困难时提供资金支持，从而维护了英国经济的稳定，此时的英格兰银行已经是作为中央银行在发挥作用，有效地维护英镑的坚挺地位。
英镑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加上数百年英镑同黄金汇率的稳定，让伦敦成为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凭借其经济、军事优势，英国让葡萄牙、德国、丹麦、瑞典、挪威、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荷兰、西班牙等国也先后过渡到金本位制，促成了国际金本位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的最终形成，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亦成为国际结算中的硬通货，与黄金一起发挥着世界货币的功能。
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律：“我认为英镑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所以和英国和当时的英国的发展的硬势相配合的话，它的确对推动英国的发展，建立英国在全球性的这种世界霸主经济是有密切关系的，同时的话，一个国家，我认为它的综合国力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它也必须让自己的货币体现自己的实力。”
“一种货币只会死在自己的床上”
德国证券教父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说过这样一句格言：“一种货币只会死在自己的床上。”它形象地指出了一种货币的价值与其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英镑在金本位制度下占据霸主地位将近100年之后，也面临一些瓶颈，比如黄金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导致黄金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金铸币流通的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导致了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也导致了英镑走向衰落。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刺，以此为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大战前夕，各参战国为了准备这次战争，加紧对黄金的掠夺，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军费开支猛烈增加，各国纷纷停止了金币铸造和纸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也禁止黄金输出和输入，这就从根本上破环了金本位制赖以存在的基础。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此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国，在战争中士兵伤亡约80万，军费开支近100亿英镑，国民财富损失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方面，1918年达到13.16亿英镑，同时英国的出口额仅为进口的二分之一。巨额的贸易逆差，迫使英国变卖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即10亿英镑去补偿贸易的巨额逆差，这场战争使得英国变成了一个债务国，只能通过举借外债解决财政困难和贸易逆差，战前美国欠英国国债约30亿美元，战后英国倒欠美国47亿美元，同时，英国内债因战争而直线上升，战前英国内债为6.45亿英镑，战后猛增为66亿英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日不落帝国”经济出现衰退，英镑的强势地位也就遭到了质疑。
独立经济学家向松祚：“如果我们一定要选一个日子，就应该选在1913年这个美联储诞生的一天，美联储诞生，看起来是偶然的事件，实际上他是代表着美国整体的综合国力，综合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英国，所以美联储它一诞生，它就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那也标志着美元已经开始取代英镑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货币。”
大西洋(12.99,-0.40,-2.99%)的另一岸，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大规模的战争物质采购极大促进了美国各行业的生产和服务，到了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世界经济因为一战而完全改变，但是称霸世界一百年的英国人是不愿意看见金本位崩溃的，他们不断地做着努力，1925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就曾把英镑恢复到金本位制，然而，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不得不使英国又一次放弃。
向松祚：“但是时间延续了不到6年时间，1931年，6年多一点的时间，1931年的9月21号，英国又脱离了金本位制，英镑脱离了金本位制以后一直再没有回来过，恢复过金本位制，所以这个时候就标志着英镑它从世界一个主要货币，已经衰落下来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北极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这句话形象地描述出当时英国的国际地位。二战后，英镑开始逐步贬值，1949年9月，英国宣布英镑贬值30.5%，将英镑兑美元汇率贬到2.80美元；1967年11月，英镑再次贬值，兑美元汇率降至2.40美元，英镑含金量也降为2.13281克。最终，英镑在70年代尾随美元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
而随着二战之后的1945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即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确立。英镑作为世界结算货币逐渐被美元所取代，世界货币开始进入美元世纪。
纸币如何变“硬”？
货币的兴衰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实力的深刻体现，英国和美国，在它们各自最强盛的时期，它们牢牢地控制了全球的经济、贸易，决定了全球的政治和军事版图，而它们全球霸权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它们的主权货币在全世界享有无可撼动的话语权。但让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在英国之前崛起的大国荷兰，它的货币荷兰盾没能成为全球硬通货，而在英国之后崛起的另一个大国法国，它的法郎也没有像英镑那样牢牢占据着全球经济霸权的地位？历史中成与败的每一细节，都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一只主权货币的崛起，它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比如这个国家的经济强大和繁荣；它还需要有信心基础，这个国家应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坚定、清晰的国家意志，这样其他 国家的持币者才能怀有信心；它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完善的金融体系，这是一只硬通货的市场基础。
当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之后，英国利用这一全球金融霸权获得了太多太多的好处。从这样一个细节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比如英国的国力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走向衰落，它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已落后于美国、德国甚至法国等西方列强，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英镑才最终被美元替代，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镑的霸权是让英国维持大国地位最重要的支撑之一。
我们看到，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是一定水到渠成的，它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意志，还要有技巧，需要决策者严谨细致的规划并且持之以恒地实施。事实上，英镑、美元为什么会成为硬通货，它们硬在哪里？正是它们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强大，凝聚在一张薄薄的纸币上，这张纸币硬度就可以媲美黄金